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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启示文学的末世论  

2009-01-03 17:22: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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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启示文学是圣经中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圣经正典中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卷启示文学。此外,旧约先知书中的一些章节、次经中的一些书卷也被认为具有启示文学的性质。启示(apokalypsis)就是“以神谕的方式揭开隐蔽的真理”,而启示文学的目的也就是将隐藏的奥秘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法表达出来,让读者藉由这种文学形式可以得知属天的奥秘事。启示文学涉及的启示可以分为两类:1、宇宙性的启示;2、历史的末世论的启示。[1]这种重心分配的方式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启示文学兴起的时期内,正是犹太人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犹太教信仰在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冲击下的危机时刻,犹太人传统的一神论信仰需要一种持续发展的动力;启示文学就通过对上帝创造的宇宙秩序的陈述和对末世景况的描述重新唤起犹太社群对独一神信仰的热忱。单就启示文学末世论上的着墨而言,不断提说末世的事,实非杞人忧天或痴人说梦,乃是要向人们陈明现时与末世的联系,旨在指导犹太人在危机时刻的信仰生活、希望在信仰的领域建构一片属于上帝的神圣的国土。本文将从启示文学末世论的时代背景出发,简要阐述启示文学末世论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

一、相关背景和历史源流

从启示文学末世论的成因上进行探究,启示文学的预言虽是指向将来,但仍旧无法脱离现实的历史处境;另一方面,启示文学又在整个圣经文学的源流中与比它稍早期的一些文学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作为我们讨论启示文学末世论的背景参考。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着手,综合考虑启示文学末世论形成的因素:

1、社会处境

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一定会有其所处时代的鲜明烙印,启示文学也不例外。启示文学产生于犹太民族被希腊化国家统治的后期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犹太人的信仰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强权压迫,随之而产生的奋起反抗也都以惨败而告终。在悲伤和痛苦中反思的犹太人,将目光转向与现存世代迥别的将来的世代,希望用将来世代的光明来指引黑暗中的犹太民众。“以色列人的启示文学大多是在民族遭遇浩劫,再被掳前后产生的。内容反映历史的阴暗面,有血有泪,充分说明信仰的力量。”[2]

有人从批判的角度认为,“启示文学的本质乃是理想主义,一种彻底的、绝对的、狂热的、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的理想主义。”[3]但从信仰的角度解读启示文学的末世论思想,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犹太人信仰对现实处境的反思,并且在其中,犹太人找到了在现实中继续生存的意义。启示文学对末世论的关注并没有消减它的现实价值,而是提升了犹太人认识对现实事物本质的认识。从将来的世界反观现实,才能建立起更正确和整全的历史观;从历史处境出发发展出来的末世信息,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末世论。

    犹太启示文学发展和繁盛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经历了多次战败,在各个帝国的铁蹄下,痛苦地寻求民族的生存。从主前二世纪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强制推行异教习俗,因而遭到犹太人浴血抵抗开始,犹太人就不断因为独特的民族信仰而受到打压;即或是在短暂的自治时期,整个民族仍然无法脱离战乱和物质缺乏的危机。当巴勒斯坦地区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时,统治者常倚仗强权,挑衅犹太教的传统信仰。愤怒的犹太人选择以战斗的方式争取独立,但几番起义都被强大的帝国血腥地镇压下去。在这腥风血雨的战争背景下产生的犹太启示文学,面对残酷的现实,很难再将它的盼望锁定在耶和华上帝今世的报偿上。所以,启示文学的作者选择了来世的信息,用末世的思想鼓励苦难中的犹太人,不要放弃信仰、不要放弃民族特质。总的来说,启示文学的末世论正是犹太民族危机的产物。启示文学的末世论是在犹太教信仰对现实处境的反思和回应,它的产生与发展和当时犹太社会的历史逆境密不可分。

2、思想源流

启示文学末世论的形成除了上述民族处境的原因外,还从其他的圣经文学和近东文化中中吸取了必要的养料。启示文学的作者通常是文士一类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所处的时代如前所述,正是犹太民族沦亡、信仰危机的时代。那时先知和智慧人的声音隐没,祭司的职分世俗化而丧失了神圣性。一些对犹太教信仰仍然忠诚的作者,承继前人(先知、智慧人)的使命,要在犹太人中间传达上帝的信息。旧约启示文学的扛鼎之作的托名作者(但以理),就身兼先知和智慧人的双重角色,后世实际的作者藉由这位先知和智慧人的口,传达上帝在时代中的信息。这就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启示文学与先知文学、智慧文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启示文学中 “耶和华的日子”、“弥赛亚”等观念,早在先知的时代就已经萌芽(西番雅书1:15-18;撒迦利亚书9:9-10节)。启示文学更集中地将上述观念加以阐述和发展,将其清楚地置于末世论的框架中,使那些观念更有指向性,使当时的人们更明确地知道上帝在末世的计划。另一方面启示文学的作者还继承了古代先知忧国忧民的民族情结,以整个犹太民族的存亡得失为己任,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贤之风。在启示文学中,作者们用先知一般悲愤犀利的笔调、先知式的寓言和异象的手法,表达他们和先知一样对民族解放的热切盼望。

“启示文学之所以接近先知文学,从根本上说,使二者都产生于民族危机日愈加深之际,又有着前后相承的时间联系。但其实文学却不是先知文学的简单重复。”[4]启示文学对先知和的传统,既有继承,也有突破和转向。虽然在圣经中,启示文学于先知文学都同在先知书这一载体中存在,但是在信息的重点方面看,启示文学和先知文学仍是有分别的。先知文学旨在呼吁当时人民悔改,所以多用陈述式的政论形式;而启示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向人们传达上帝对世界终局的计划、给人安慰,所以多用象征性的异象展示信息。以上的差别究其原因仍然与历史条件有关——启示文学的背景下,犹太民族复兴的可能比先知时期更加渺茫。

从历史观方面探究启示文学的末世论,可以看出它基本上继承了旧约神权史观对历史的看法——世界的历史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根据这种历史观的基础建立的末世论,就延续了先知对耶和华日子的盼望,将在现实中深受苦难得犹太同胞的眼光集中到掌握大权的上帝手中。正因为相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篇29∶10),所以能够描写出使人满有盼望的异象。

除了对先知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外,启示文学的作者也从智慧文学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赏善罚恶是旧约智慧文学的神义论最突出的一种观念,经过约伯记对痛苦的探索,智慧人将苦难问题的答案留给了上帝,留给了永恒。启示文学的作者正是从智慧人对上帝公义的思考中继承了超越今世果报的观念,从末世的审判和宇宙二元论的角度为圣经神学的神义论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二、主要内容及意义

    启示文学传达信息的形式很有自身的特色。常常是通过某人讲述其所见异象的方式来向读者传递信息。“异象临到见象人——此时讲述人可能是清醒的,也可能正在做梦——它由具体的形象构成;形象大多借助生动而奇异的比喻表达既定含义。”[5]在见异象者所见的异象中,除了一些自然界景象和一些对历史事件的象征性描述,更多的是对应到整个被造界在末世的终局。这些末世的信息都同样指向一个相对模糊的时间概念——“耶和华的日子”。究竟在耶和华的日子里,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终局究竟如何?将这些通过异象启示出来的信息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大决战

    史书记录人类历史上无数个战争场面,但没有一场战争能够与启示文学所描述的大决战场面相提并论。启示文学的异象所展现的乃真正是一幅与宇宙命运有关的世界大战的画面。无论是参战双方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阵容,还是战争惨烈的程度,或是战争造成的后果,没有一次人类的战争能与之同日而语。

在启示文学中,作者们意识到,在耶和华上帝完全除灭反对势力之前,必然会有一场属灵的大决战。启示文学所展示的这种宇宙性冲突的场所有时在天上,有时在地面,还有时在阴间;征战的双方有时是人与兽,有时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还有时是天使与魔鬼。虽然这场战争在不同作者笔下会有不同的版本——运用了不同场景和不同角色对这场属灵战争进行演绎——最终要表达的信息都是相同的。征战的双方的立场分别是“属上帝的”和“属邪恶的”,双方势不两立,竭尽全力要消灭对方,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属于上帝的正义之师取得胜利。这场划时代战争的烟云散尽后,并以这场胜利将给现存的时代画上永久的休止符,现世的苦难将告终结,永久光明的国度将应运而生。

在许多启示文学的作品中,都将上帝的对手刻画得非同小可,除了上帝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这强大的势力。比如在但以理书的异象中将安条克四世伊比法尼斯描述得非常强大(参 但以理书7:21-25,11:36等);这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宇宙二元论思想的一种体现。“在犹太-基督教文学中,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上帝描述成一种宇宙力量,无疑司空见惯;但将邪恶势力也拔高到相似的地位,认为邪恶之灵可与上帝的天使并驾齐驱,甚至有时还战无不胜,却是启示文学的典型特征。”[6]这种对邪恶势力的渲染,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上帝能力的超越性——邪恶势力再嚣张也无法战胜上帝;也表达了作者对上帝大能的肯定和认信。

2、大审判

“善恶到头终有报”,启示文学末世论论及末世的事,在末世意义上的“终”并非是在今生的结束,而是关联到永恒的一个最终结局在启示文学的末世画面中,当善恶大决战尘埃落定,世界就面临一场大审判。“当上帝到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义人会领受他们的赏赐而恶人会承受他们的刑罚。审判和报偿的性质,各书极不相同。在此最重要的乃是相信死人之复活。”[7]

但以理书12章2至3节对死人复活和终极大审判的描述如下: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的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死人复活并不是犹太人固有的观念,而是后期神学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思想。从耶稣的时代,法理赛派和撒督该派对复活的相反意见就可以知道,在两约之间时期,犹太人对复活和来生的信仰并不统一。但是从启示文学的末世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复活和审判观念的强大生命力。真是对于这种观念的发展,才使得犹太人在困境中仍然可以对上帝保持高度的信赖。“我们可以假定,人们的希望一再受到挫败,而艰苦的经验又使现世像是恶极而无可挽回似的,于是对神施行拯救的信心,就一直伸展到世代和历史范围之外去了。”[8]社会上公义显然颠倒,善恶果报的思想在今世得不到证实;民族信仰受到逼迫,许多人因坚持信仰而丧生——这些事实促使犹太人去思考上帝公义的问题。他们寻得的出路便是上帝在末世时进行终极的审判,定准一切事物当有的结局,使宇宙的正义秩序可以恢复和维系。如果启示文学的末世论仅仅给犹太人一个正义得胜和国家复兴的远象,恐怕还不足以鼓舞在巨大苦难中的犹太大众。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复活和审判的信息在犹太人的信仰观念中注入了积极的元素,使犹太人的个人人生观与永恒的终局相连接,给予具体的个体在苦难中坚持立场的巨大动力。

3、大君王

    启示文学的末世论,常常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大君王“弥赛亚”。在先知的时代之前,弥赛亚是指现实当中的受膏者(祭司、君王),他作为被上帝选立的领袖,在上帝的护佑下施行统治。而从先知时代开始,“弥赛亚”不再泛指所有的受膏之人,而是特指一位未来的理想君主。这位君主是出于大卫家族,上帝将通过他来实现与大卫王家所立的约;而他也将担负起拯救犹太民族,建立全新国度的使命。启示文学的兴起是在先知文学之后,也继承了先知文学的这种弥赛亚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融入末世论的思潮,使得启示文学中的弥赛亚形象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大体说来,他不再是世间人物,而本来就是属天角色,是犹太人时代盼望的复国救主,将在末世出现,协同上帝进行最后审判,并永远统治新天新地。”

但以理书称这位大君王为“像人子的”(7:13-14),明确他的使命和生平(9:24-26)。其它启示文学作品也详略不等地提到弥赛亚。《以斯拉四书》三次论及这位非凡的君王,《以诺一书》37至71章,《以诺三书》45、48章,《巴录二书》29章、35至64章、72至74章,启示文学的作者都用各不相同的异象表达他们的弥赛亚观念。[9]

虽然众多启示文学所描述的这位受膏者的形态大相径庭,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在犹太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能出现一位代表上帝的代理者,领导犹太民族摆脱异族的统治,脱离苦难而获得新生。这样的一位人物,成为犹太人对上帝所要建立的永恒国度的代表。弥赛亚的统治来到,也就是上帝复兴以色列的时刻来到。

 

结语:

    综上所述,犹太人的启示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它末世论思想植根于犹太社会的现实处境,为要寻找那一时代民族和国家的出路,并提供给当时代犹太人在困境中的一种心灵慰籍、坚定了人民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启示文学的末世论延续了犹太传统的神权历史观,从善恶争战的过程、复活和审判的场景,弥赛亚掌权的国度等角度突显上帝的崇高和超越性。启示文学从这种角度,给当时的犹太人一种末世的保证,即相信上帝始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一切均在上帝的计划中,即使是强大的恶势力也无法动摇上帝永远的统治。这样的信心,使犹太人在黑暗中仍然握有应许的烛火,可以在苦难的经历中不至于丧失信仰。启示文学的末世论承袭了它之前的先知及智慧文学的优秀遗产,用绚丽而精深文学形式为犹太人铺展出一幅充满盼望的末世画卷。这种末世论更影响到后来的基督教末世观,成为千万人心中对末世和永恒世界向往的蓝本。



[1] 杨牧谷:《当代神学词典(CD版)》香港:校园书房,1997年,“启示文学”词条。

[2] 唐佑之:《永恒》,香港:浸信会,1997年,第18页。

[3]梁工、赵复兴合著:《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7页。

[4] 梁工:《圣经文学导读》,江西:漓江出版社,1990年6月,第146页。

[5] 加百尔、威勒合著:《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6] 同上,第138页。

[7] 奥伯莱 等著:《圣经考释大全:旧约论丛(上册)》,周天和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312页。

[8] 布赖特:《以色列史》,萧维元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06页。

[9]梁工、赵复兴合著:《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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